一通电话可罚1万美元 能根治AI骚扰电话吗？

该法案有一条规定被国内媒体广泛报道：新法律生效后，监管电信市场的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可以对每通骚扰电话开出最高一万美元的罚单。

治理AI骚扰电话，“重罚”并非釜底抽薪之举

时下正逢因特朗普遭弹劾而引发美国两党严重分歧，但在反AI骚扰电话方面却体现出两党惊人的一致性。

高昂的罚款显示出美国全社会对AI骚扰电话的同仇敌忾，但客观说，提高罚款上限并不是人类治理AI骚扰电话的重点。因为是借助高科技，AI骚扰电话的呼出量极大，骚扰效率极高。

事实上，之前美国对AI打骚扰电话的处罚上限是1500美元，2016年就有一名男子因用AI打了9600万通骚扰电话，被罚款1.2亿美元。但结果是，2018年美国发生的AI骚扰电话仍比2017年增长了46%。

所以从本质上说，AI骚扰电话治理问题，还是一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问题。就像法案名称所显示，重罚只是一种“威慑”，关键还是要提高治理能力。

比如新法律要求美国各大电信运营商加速部署STIR/SHAKEN技术协议，该协议可以使运营商交叉验证其网络上的号码，以确保阻止来电显示欺骗。在此前，美国12家运营商和多个州的检察长已经开始推动部署STIR/SHAKEN技术协议，这次则是在法律上予以确认和落实。

其中一个重要的变化在于，以前是运营商们被要求停止自身制造的AI骚扰电话，现在则被进一步要求主动通过技术识别并阻止AI骚扰电话。也就是说，根据新法律，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和运营商获得了更多的授权，以采取一系列措施打击骚扰电话。

在极为重视权利保护的美国，这种授权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随着AI技术的提高，AI骚扰电话也越来越逼真和具有隐蔽性，打击起来难免也随之受到更多掣肘，这就要求治理力量在法律、技术手段、横向协作等多个领域的能力也须相应加强。

与AI的合作与对抗，将长期存在

中国也是AI大国，所面临的AI骚扰电话问题与美国基本上类似，这使得美国国会通过的《机器人电话滥用犯罪执法威慑法案》在中国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尤其是具有威慑性的巨额罚款、新技术协议的应用、跨运营商间合作等，都可作参考。

事实上，如果单以社会综合治理而言，中国比美国更有制度优势，比如去年11月，工信部就公布了《关于推进综合整治骚扰电话专项行动的工作方案》，对骚扰电话产业问题重锤整治并作严格规范。如果相关措施能够上升为法律，并引入更先进有效的技术，则更具长效性。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AI骚扰电话之所以难以治理，是因为它不只是法律问题，也不只是技术问题，还是社会伦理问题。高科技特性使其身处一个很大的灰色地带之中，一些行为也难以准确定性，这使得反AI骚扰电话行动具有某种“投鼠忌器”的特性。

比如某大型银行通过AI频繁集体呼叫自己的老客户传递某种信息，这算不算AI骚扰电话，说不定小部分客户就有接收这类呼叫的需求。再比如，随着AI技术的发达，我们手机上的个人助理可以根据判断自动给饭馆、发廊等商业店面打电话，帮用户预约时间，这就使得未来AI呼叫交互会变得非常频繁，从这个角度讲，对于AI机器人呼叫一棍子打死显然也是不合适的。

所以，随着AI技术的提高和普及，AI造福人类的同时，给社会造成的烦恼也注定会越来越多，对此应早做预案，同时也要有一定的心理准备，宁肯暂时“投鼠忌器”，也没必要“因噎废食”，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将是一个长期现象，很难有一蹴而就的解决方案。

通过法律来震慑骚扰电话纵然是一个合理途径，但在运用法律过程中，如何准确识别合法与违法，如何避免法律的“误伤”，显然，还需持续关注并研究这其中的法律、伦理边界。

□信海光（专栏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