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举办全国“携号转网”正式提供服务启动仪式,宣告“携号转网”全国服务正式启动。这一枚“重磅炸弹”无疑引起了社会大众的广泛关注,一时间关于“携号转网”的讨论沸沸扬扬,不少用户也跃跃欲试,准备亲身体验一把工信部的惠民政策。
但是沉下心来仔细想想,对于“携号转网”这件事,你是刚需,还是跟风而已呢?
刚需党:网络、服务都可能是导致用户携转的最后一根稻草
对不少用户来说,网络体验可能是选择运营商首要的考虑因素。移动手机的基本功能就是上网通话,这方面体验如果有所欠缺,并且长期得不到改善,那么用户的转网将是大概率事件。
跟风党:我就试试看
不可忽略的是还有一部分群体,他们其实对现有的运营商并无多大意见,只是在看到“携号转网”出台之后,出于对新鲜事物的好奇,抱着人云亦云的态度,选择尝试一下。这本是无可厚非的,因为这就是用户所享有的权利,也是惠民工程的意义所在,但是这种现象势必会在“携号转网”的初期带来“数据干扰”问题。
监管层持续推动携号转网的最大目的,就是放开用户自由选择权,从而督促运营商不断提升服务水平,在“看不见的手”的推动下,市场会做出最合适的选择,最终运营商的用户数量将体现其受市场欢迎程度,达到一种平衡状态。尽管跟风党或者说尝鲜党选择“携号转网”并非出于理性考虑的选择,但是依然会影响到统计数据,反映给社会大众,“马太效应”则会将其放大,导致一段时间内携入、携出量的数据价值有所折扣。不过我们应当相信,在经历过初期的市场波动后,“市场的真相”终将会到来。
短期内无法忽视的“矛与盾”
对于用户来说,“携号转网”作为选择更改运营商的一种方式而非直接的应用技术革新,过度解读和放大其价值也并不可取,不仅如此,由于网络、IT支持系统都要做大的改动,“携号转网”也会带来诸多现实问题,譬如第三方短信的接收:在原本移动号段的归属下,发往哪个运营商的短信,这些“第三方”就往发送给哪个运营商的网关。而“携号转网”导致号码归属产生混乱,第三方并不知道号码是不是携号转网了,还会往号码的原归属运营商送,需要由原归属运营商转发到号码新的归属运营商去,中间多出的环节必然会提高故障率,导致用户在登录网站、邮箱、微信、支付宝或者收银行短信的时候,存在收不到验证码或下行短信的可能。一旦出现上述情况,用户往往会迁怒于运营商,忽视这背后的复杂机制。
而对运营商来讲,“携号转网”的巨额成本无疑是“心头之痛”。根据工信部信息通信管理局鲁春丛副局长的说法,从2019年3月到11月,全行业共完成了1800余项系统建设改造,三家运营企业累计投资超过30亿元,系统改造和维护所产生的成本,还将进一步稀释三大运营商的利润空间。5G商用的到来更成为悬在运营商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仅仅是在2019年,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分别表示将在5G基站建设上投入240亿元、80亿元和90亿元,未来基础投入必然会持续增长,在这样大的成本压力下,任何难有实际收益的支出无疑都让其焦头烂额,更遑论还要担心“携号转网”带来的用户流失。
短期来看,用户诉求的“矛”和运营商成本的“盾”难以调和,双方都需要一个利益与情感的“中和地带”。
当我们谈“携号转网”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
早在1996年,美国颁布的《电信法》中就提到了号码携带业务。2002年11月,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宣布将要引入移动号码携带,要求运营商针对号码携带业务的引入及实施费用进行估算,此项决定遭到了移动运营商的联合反对。经过多年周旋,美国携号转网业务于2003年11月24日才开始实施,从立法到实施历时七年。
同样的,国内的运营商也不可能对用户离网转网的要求毫不在意。根据工信部公布的数据,截至10月底,三家基础电信企业的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15.99亿户,同比增长2.9%,较上年末净增3291万户,但增速显著乏力,移动电话市场已接近饱和。在增长态势放缓的情况下,运营商自然更加看重老用户的留存状况,不可避免会在部分地区出现劝阻用户的情况发生。但是反过来看,用户的确享有“携号转网”的权利,但是这项权利也并非以此来要挟运营商的筹码,不妨弄清楚规则,使用好权利,选择对自己有利的策略,再去决定要不要转网。强留客户不可取,故意找茬也不提倡,双方在公开、透明、理性的情况下实现的最符合自身利益的选择,才会是符合社会价值的选择。
随着5G时代的到来,将会催生出全新的服务产品、业务场景、商业模式和收益机会,对于运营商来说,通过差异化的服务留住用户才是重中之重,例如中国联通依托特有的全国集中系统优势,推出的全国一体化的异地服务及跨域产品,不仅可以让用户在异地享受停机保号/停机保号复机、移网挂失/解挂,合账交费,还能开展基于自然人的跨省信息查询、客户、账户、用户信息查询等,就是运营商利用服务优势提升用户留存量的一个极佳案例。
当我们冷静下来,重新思考“携号转网”时,也许就是我们慎重审视手中越来越多选择权的开始,无论是刚需也好,跟风也罢,每一个公民都该为自己的权利负责,否则,谁能保证投入巨大人力物力的“惠民工程”不会变成一场短暂的狂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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